刚刚过去的蒲城事件,在中共军队下场后,终于得以暂时平静。此事件之所以迅速形成民变,其实与中共基层采取的夸张而荒谬的封堵手段,有着直接关系。
一个活生生的儿子,忽然死亡并火化消失,再温和再包容的人,也不可能心平气和、不问缘由的接受。正是那种愚蠢、颟顸,毫不通情达理的“习式硬封”手段,让本已悲痛欲绝的父孩子亲人,更加无法接受,矛盾一下子激化。

在更加文明的现代社会,任一个政权的稳定都离不开对社会矛盾的有效管理。然而,习近平上台后的中共,迷信“封堵掩盖”加“暴力清场”式维稳手法,正逐渐暴露其内在的矛盾与局限性。历史经验和现实迹象表明,这种模式不仅无法从根本上化解社会危机,反而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动荡和执政根基的动摇。
这个模式的核心,在于通过信息控制、社会监控和舆论导向,去遏制矛盾扩散,防止小范围事件演变为大规模的抗议。
然而,这种方式存在明显的短板,首先是矛盾积累不可避免。问题没有得到解决,反而因压制和封锁进一步累积,造成“堰塞湖”效应。一般的、小规模的不满,当然容易在短期内被压制,但遇到死磕的人、偶然的不可控因素,矛盾就会爆发,更具破坏力。
其二是政府失信与信任反弹。频繁的掩盖与镇压行为必将削弱政府的公信力,使民众对官方叙事产生质疑,加剧了社会的信任危机,特别在信息封锁越来越难的未来,中共一定会因真相的频频暴露,而遭受极大的挑战。
最后是治理成本的天量递增。随着社会矛盾的扩大,维稳手段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,形成沉重的财政与管理负担,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,极大可能演变为恶性循环。
历史上,多次社会动荡事件也表明,当压制成为主要手段时,往往会催生更多的民间抗争,而随之而来的暴力镇压,则进一步加剧社会对立。如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,原本是由经济问题和体制矛盾,政府的武力镇压虽然短期内维持了稳定,但从长远来看,这一事件极大地损害了执政党在国内外的声誉,埋下了深层次不可调和的种子。
苏联解体前的社会动荡也是如此。其晚期的多次社会抗议与经济问题息息相关,当政府选择用高压手段维稳时,反而引发了更大的民意反弹,最终导致了体制的瓦解。
处于习家王朝末期的中共,已经丧失了治理危机的正反馈机制。他们不懂得,封堵掩盖的维稳效果,注定只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。一旦矛盾突破封锁不能掩盖,抗争必定会扩散和深化,暴力镇压只会将单纯的经济或社会诉求,转化为对制度本身的对抗,摧毁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基本信任。而信任一旦崩塌,任何经济或技术手段都难以弥补。进一步导致合法性的流失。失去合法性的统治者,最终只能沦为自我瓦解的牺牲品。
正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了上访、妥协、包容机制的末代王朝,单纯的封堵和镇压注定无法实现真正的稳定。习近平本人是一个完全无法正视问题根源的执政者,不太可能,也没有能力采取系统性改革措施。如此则社会动荡风险必将持续累积,最终,一个彻底失去民心的政权必将走向崩塌,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
川江未眠客 何颖
1/12/2025